地摊行为作为一种过渡性质的实践形态，具有缓解就业压力、满足基本消费需求等积极作用。回想40年前，八百多万下乡知青返城，城市没有那么多就业岗位，无法满足一下子涌现出来的大量劳动力，在没有更好办法的前提下，只好放开，允许知青们单干，做点小买卖，开个路边摊、杂货店、修理铺什么的。这样，城里第一批个体户产生了。同样，疫情这样的特殊阶段为地摊经济的再次兴起提供了社会环境。
2020年5月末，中央文明办发布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方法，其中不将占道经营等作为测评范围。在此之后，大众开始占道摆摊，广大人民群众开始涌入地摊经济的浪潮中。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一方面人员的大范围流动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对于就业市场造成了巨大冲击，大量的失业群体与居家隔离所积聚的“做事”势能为地摊经济的落地动能提供了民意基础，而人员流动的限制又使得地摊经济的发展空间得以满足。然而随着我国疫情渐渐得到控制，地摊经济的发展难复六月份左右的热度与盛况，出现了发展停滞的局面。
六月中旬，我和几个同学在我所处的城市——马鞍山的金鹰商业区有过一段短暂的摆摊经历。当时一方面由于大半年的居家隔离，大部分的居民缺乏收入来源，同时又处于一个疫情初步得到控制的阶段，购物中心开始营业，娱乐场所渐渐开放，有许多和我们一样从家中隔离半年之久的居民们走出了家门。熙攘的街道和傍晚热闹的商业街的人群，彷佛都冲淡了疫情惨淡的氛围与居家的沉闷。我们当时摆摊的位置在金鹰购物中心的广场，和我们一起摆摊许多摊主，有理发店的老板，居家的家庭主妇还有许多同龄的年轻人。在和周围摊主的聊天中得知，理发店老板因为疫情缺乏顾客与房租的压力不得不出来另谋生计，而其他的许多摊主也是由于放开了监管，不必交上一笔摆摊费用有了出来摆摊的心思。我所处在的城市是一个四线的小城市，从儿时开始，放学的路边摊与周末热闹的夜市街是我童年的回忆，每天下完晚自习的夜晚在街边吃碗馄饨是我最开心的时刻。地摊是一个城市的烟火味最浓的地方，粗糙且平凡。
2021年一月，因为参与社会实践的调研工作，我又一次带着认真与审视的态度来观察城市的地摊与夜市。其中最为直观的感受就是地摊的数量与热度远远的不如去年六七月份，商业街附近建设的地摊集市被拆除还原，购物中心的保安与管理人员又重新开始驱赶附近摆摊的摊主。另外非常重要的客观条件是随着天气转凉，低温使得居民不愿意出门逛街，而室内集市又出现的缺乏场地的问题。地摊经济作为一种疫情中过度性的产物渐渐萎缩。我所处的马鞍山市有几条著名的小吃街与夜市街，在我与夜市街摊主的采访中得知，在一开始城市夜市街兴起的时候，政府免费的将摊位提供给了最初的一批申请者，不仅限制了每一个摊位的地点，还规定了下午四点之后的时间限制。摊主告诉我，摊位的转让费一般在一两千元左右，一次交付。除此之外的几条小吃街所采用的基本上是类似于租房一样的制度，不仅要缴付转让费用还需要每月缴付摊位费。这样的资金成本成为了许多摊主的考量，也解释了在政策放开之后地摊经济兴盛的原因。在六七月份的时候，受到疫情居家隔离的影响，大部分消费者都有报复性消费的心理，摊主也和我说，那是收入最多的一段时间，但是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生意也渐渐的回到了以往，许多摊主也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现在能看到的地摊都是摆了很多年的摊主，大部分是主要以摆摊谋生的人员，而且基本上都是年龄偏大的中老年人，因为许多年轻人只是将摆摊作为一种暂时的过渡，之后就会另谋他就。
在去年六月份时，我问过周围的摊主有想过要摆多级时，某一个摊主回答——“这个我没想过，能摆多久就多久”——提供了地摊经济的走向之一:销声匿迹。摊主本身对于摆摊是否能长久是不确定性的，疫情过去之后很有可能摆摊行为就会再次变的的不可容忍，而逐渐消失再度以其他隐秘的方式而存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某一人群所产生的具体类型的摆摊行为可能会随着疫情的消失而消逝，但疫情所衍生出来的地摊生活方式以及 “地摊经济”不会随之消失。地摊作为一个城市的缩影与人们真实生活的写照会依附于城市生存下去，并且也会在制度的规范下逐渐走向合理与正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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