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呼吸，不同命运
2019年8月1日，浙江大学医学院赴台州市仙居县下王村尘肺病预防与现状调研暑期社会实践团在下王村展开了第二天的寻访活动。在前几天的整理和总结中，我们已经掌握了很多尘肺病相关的现状，而今天我们找到了一位很典型的案例，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颠覆性性的认知。
我们在村里老人的带领下找到了俞大伯的住处，其实不出所料，他们住的房子很旧，是用石头堆成的房子，在其他住宅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矮小与破旧。我们到的时候，俞大伯和他的妻子都还在一间房里休息，待我们说明来意后，他们带我们到另一间房，忙着为我们搬凳子，甚至为我们打开了电风扇。
俞大伯今年已经70岁了，在这个本应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他却忍受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痛苦——难以呼吸的窒息感。他18岁的时候就已经在石料厂里打工了，每天的工作就是打石板，搬石头，他特意带着我们到门外看他打的石板，告诉我们这些都是用来做公墓的原料。
“我18岁就做了这个工作，做了大概有36、37年，现在已经十几年没做了，做不动了。我生病也28年了，刚开始以为是感冒，后来越来越不舒服，以为是痨病，治不好了，实在受不了才去的仙居县人民医院做检查，一拍片子，他们说我是尘肺病，治不好了。我爸爸也是这个病阿，60岁不到就去世了。”他是笑着对我们说的，但我们的心情确是十分的沉重。
当我们问有没有职业病证明，有没有工伤认定，有没有补贴的时候，俞大伯和他的妻子都是无奈的摇摇头。他们说，职业病证明是有的，但是公司倒闭了，老板也跑路了，缺少了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他们没办法得到工伤认定。而且当时老板把工程包给乡里，乡里再在村里找人去干活。老板跑路了，他们找乡里，乡里说不归乡里管，责任需要公司来承担。两方都推卸责任，于是，俞大爷走投无路，却也无可奈何。每每谈及此处，俞大伯的妻子就会偷偷抹眼泪。她说的每句“没办法了”都让我们揪心。
没有低保，没有医保，付不起医药费，他们的日子真的很难熬。俞大伯家几乎没有收入，他们也不愿麻烦分别育有两三个孩子的儿女，觉得已经很亏欠子女了，不能再成为他们的累赘。其实我们很疑惑为什么这种家庭情况会没有低保，但他们似乎不愿意透露，仿佛有什么难言之隐。关于没有医保的问题，是因为这里太过落后，并没有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是指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采取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的方式筹集资金。没有政府的资助，俞大伯家连最低档的医保都交不起。
当问及医疗问题时，俞大爷说这个村子太偏了，没有公交车，村里也没有诊所。身体不舒服时，都是走四里路到镇上卫生院去挂盐水，而且挂盐水也很贵，一次要一百多，他一般都不敢去。他的妻子说他平时都是在家里走走，受不了走那么远的路。而距离下王村二十里路的仙居县人民医院更是俞大爷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他说除非是快窒息了，才去医院里住两天，住院太贵了。其妻子还透露，以前可以借电动车带俞大爷去医院，现在新交规规定电动车不能载人，他们更加束手无策了。二十里路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几十分钟的车程，对他们来说却是无法逾越的鸿沟。
俞大伯总是笑着跟我们描述他的经历，他的痛苦，他的无奈，但是却没有抱怨，甚至有些豁达，像在黑暗中蛰伏的人，等不到光明，却有着敞亮的内心。他说几句话后，总是需要缓缓喘口气才可以继续，我们问他家里有没有呼吸机，他摇摇头说早已经坏了，换不起新的，也买不起氧气了。我们都很担心俞大伯的身体，没有药，没有呼吸机，没有交通工具，没有钱，呼吸不畅逐步侵蚀着他的生命。
俞大伯的妻子表示在我们之前已经有两批人来调查过了，但是却依旧毫无改善，他们迫切地等待着改变，却没有人来扶他们一把。她问我们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我们心里羞愧，我们能做的确实很少。
我们能做的只是让更多人了解这个病，了解像他们这样的家庭，了解他们的难处，从而给他们一丝丝对于生活的期待。只有全社会都开始重视这个病，只有把所有的补助金都落到实处，他们才能真正脱离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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