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汉百万大学生留汉落户政策”为例，武汉全市常住人口约为1089.29万人，而在2018年，留汉就业创业大学毕业生数量为30.1万人，如落户政策难度与速度基本维持不变，武汉将在未来几十年中即实现人口翻番，古语有云“牵一发而动全身”，数量庞大的外来高层次人才在实现该政策实施目的——推动城市发展的同时，也会对城市原住中低层人口的生存条件和水平产生影响。
首先，随着人口增加，在财政投入总量变动幅度不大的情况下，所分配到每位具有城市户口的家长子女所具有的各项户籍福利无疑会一定幅度的减少，生活质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影响。
其次，收入较高的高层次人才进驻带来的消费市场，将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当地物价水平的上涨，而对本地底层市民来说，在物价所带来的消费压力以外，作为消费市场一环的低端服务业，将产生对于服务人员的大量需求，金融中心和周边城市的收入差和生活条件差异无疑将吸引外来务工人员大量进入这些一、二线城市，从事餐饮、洗车、网购、保洁等行业，而从事该类行业的原住民将因此面临物价水平上涨与就业竞争的双重危险。
即使我国繁荣的房地产市场使得部分市民可能通过在“房价上涨”中出售、出租多余住房，平衡物价提高、就业困难、福利减少所带来的损失，但对相当一部分的经济水平较低的原住民来说，大城市的生活水平将因此到达底层人员难以承受的界线，他们就不得不被迫离开生活数年的一、二线城市，向小城市迁徙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前半部分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为这部分人员的流动提供了渠道。
但目前中国城乡差异过大的现状，使得小城市的教育、医疗、交通、服务行业难以与大城市比肩，小城市难以承载大城市原住民户籍身份曾带来的各种需求
因而我认为，为防止高层次人才大量流入带来的不利影响，在相关问题上可以采取两种附属措施：其一，参考“香港优才计划”等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落户政策，逐步限制人才落户，提高落户标准和难度，将流入人才保证在不影响中底层人口生活水平的数量；其二，在出台大城市人才落户鼓励政策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中小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大城市原住民退居三、四线城市提供生活便利和居住条件。从长远看来，第二种选择更有利于集中人才资源、推动大型城市建设，但难免造成高、中、低各层次人口的集中分布，对于该情形下的的中小城市，则不仅面对着本地财政哺育下人才的流失，还肩负着针对流入较低层人口的安置和养老问题，仍需更全面、深入的政策实施和制度改革预防“引入人才”这幅特效药带来的后遗症，以达到推动中心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以达到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城市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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