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诈骗也因底层社会道德出了问题

　　乡村社会道德流失，现代契约未完全植入，导致底层道德水准的坍塌比城市来得更快。

　　徐玉玉案发生后，福建安溪，有关电信诈骗的灰暗历史被重新挖掘出来。安溪电信诈骗屡禁不绝，多位受访人士认为，是一些人的价值观出现问题。一位多年参与打击电信诈骗的警察说，他们不以诈骗为耻，而“以骗不到钱为耻”。

　　在传统熟人社会，道德是维系社会关系的重要条律，可是在“向钱看”的市场力量冲击下，抓住机会改变命运变得格外紧迫，底层赖以维系社会关系的道德受到极大冲击。

　　一旦乡村社会秩序松弛，社会成员流动加速，年轻人成为改变利益格局的重要力量，传统道德约束就变得脆弱不堪。因为在这个时候，新的市场经济所必备的契约还没来得及植入进来，乡村社会处在传统道德流失与现代法则缺失的真空期，其社会整体道德水准的坍塌较之城市来得更快也更残酷，严重者表现为“笑贫不笑娼”，在安溪则表现为“以骗不到钱为耻”。

　　一个道德貌似坚固的群体，翻起脸来如此狰狞，并不难理解，“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将这个道理说得再清楚不过。底层社会生存风险较之社会精英更大，在生存竞争面前，民众的道德最经不起考验，因为一旦竞争失败，他们就有可能跌于无底深渊，再难翻身。倘若有个别“能人”带头破坏道德获利，很快就形成羊群效应，导致道德大面积崩坏。这些年发生在食品生产流通环节的毒食品问题，医疗卫生中的欺骗问题，即为典型例证。

　　打击电信诈骗，需要法治之维，但以中国目前的乱象来看，仅仅靠法治是不够的，仍然需要价值观的引导与重塑。一是要对其实施更多实质性救助，反哺底层，如果仍然对底层巧取豪夺，增加社会不公，底层就可能越过道德底线，给社会“下毒”、“下套”；另外就是重塑社会精英的道德标杆，让他们起到价值观引导作用，否则，我们无论如何哀叹底层之败坏，如何劝说底层要树立起道德之墙，功效都是甚微的。

　　廖保平（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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