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相继建立，使得边扼的功利主义立法观应运而生。这种理论主张，正是人们对功利的需要才导致了立法以及法律的产生。据此，边沁提出了立法的目的就是功利，即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是却因其忽视正义、个人整体性等为后人所诟病。下文将从从公正立法者的角度探析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合理性，对“最大多数人”进行全新的解读，并说明了在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坚持功利原则的必要性，同时也指出了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缺陷，这对于进一步理解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1 边沁功利主义立法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以及理论背景
1.1社会背景
每一种理论学说的产生都是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状况所紧密相连的，正如马克思所提到：“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与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边沁功利主义立法理论的产生同样也是与当时社会的生产状况紧密相连的。所以，边沁所生活的社会客观环境对其所主张的功利主义立法理论具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要想对边沁功利主义立法理论有深刻的认知，那么对其所处的社会背景的认知是十分有必要的。
边沁出生于1748年，这个时期的英国正是处于工业革命时期，在该时中期的英国，社会生产经济结构和社会性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英国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之后建立起了君主立宪制。在这一种政治制度下，掌握社会物质生产资料的人们加速了圈地运动，其带来的结果便是大量的无产者出现在了社会生产生活中。另一方面，工业革命的兴起使得原有的手工生产模式转变成了机器生产模式，进而在社会生产模式上便发生了手工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的过程，与此同时，海外贸易和殖民地进程也不断进行，商品经济生产模式也在悄无声息中发展起来。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同腐朽的封建贵族的较量之间，工业资产阶级逐渐地确立了社会的主导地位，他们不仅要在政治方面取得绝对的控制优势，同时在社会经济生产方面，他们也掌握了绝对地生产条件，为了获取这两方面的控制力，他们还必须要在思想观念上确立主导的控制地位。为了政治权利的重新分配，工业资产阶级同封建大地主阶级之间展开了夺权的较量，而在这一较量之前，主观思想观念的转变是必不可少的，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工业资产阶级便开始寻找一种能够在主观上满足他们进行统治和维护利益的理论学说。在以自然法和天赋人权等学说为理论先导的法学理念无法适应当时工业革命后工业资产阶级夺权的需要时，功利主义以其自由、人之本性、福利立法性等上了人类历史的舞台。
1.2理论背景
英国的工业革命为边沁功利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坚实有利的客观基础，作为一种观念上的学说，边沁功利主义立法理论的产生除了要具备这样的物质基础外，其产生所要具备的条件中理论学说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
边沁功利主义立法理念产生和发展的时期正是神学自然法学的衰落同古典自然法兴起的时期。换句话说，边沁功利主义立法理念是在神学自然法学失去原有的支配地位，而主张个人利益为其先导的个人主义思潮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之时，为了满足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而应运而生的。
神学自然法学是在古希腊自然法学的基础上，将自然法的自然属性剔除，加上上帝的意志而形成的一种自然法学派。在该种自然法学派的倡导下，人的理性要附属于上帝的理性，而此时的自然法只不过就是人们通过自身的理性来对上帝的意志进行解释。上帝的意志是永恒法的表现，而人类理性的认知作为一种自然法在位阶上是要低于这种永恒法的。于此同时，上帝的意志就是真理，一旦人们对真理有了一定的把握后，人们就得到了真正的幸福，反之就是不幸福。通过 这种神化的自然法，封建统治阶级为他们的统治找到了合理的借口，他们将封建 社会客观存在的法律同上帝的法律等同起来，进而来说明封建社会存在的合理性，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产生，这种自然法学派已经不能再对社会秩序起到积极有利的维护作用，此时急需一种新的法律观念来对社会进行规制，于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古典自然法学派在人们的疾呼之下产生了，古典自然法学派从人的理性出发，以自由为理论基础，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神化的伦理秩序，它强调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同时，主张人的理性不同于神的意志，社会中每一个个人都有权利去追求他们的幸福，这种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任何人包括上帝在内都无法予以否认的权利。
正是古典自然法学将法学研究从天堂拉到了现实中来，它对法律的研究是从人的本性出发，将问题的关注点放到了现实生活中个人本性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古典自然法学派同边沁功利主义立法理论的研究起点不谋而合。
2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
“法律是调节伦理关系、控制社会秩序的手段，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是边沁理论非常注重的内容”。边沁认为，“立法者的工作就是利用他所具有的关于人类本性的知识去设计能够使他的人民幸福程度最大化的法律”。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是为社会立法者提供立法依据的原则，其中包含了正义、快乐等思想，因此从原初的立意去理解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不失为一种新的有效的理解路径。
从立法者的角度而言，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指的不是所有快乐都具有相同的价值，而是指立法者无权因个人偏好而使某些快乐凌驾于其他快乐之上。法律所要考虑的快乐是全体国民的快乐，“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并不是忽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强调立法者应该始终秉持这样的理念：第一，多数弱势的利益应当优先于少数强势的利益；第二，如果某种利益能够被提供给每一个人，那么它就应当被提供给尽可能多的人。因此，功利主义原则的本意并不是具体到某一个特定的情形中或某一件特殊的事情上，而仅仅是想告诉立法者应当去制定能够使人的幸福最大化的法律。
“边沁的功利主义伦理思想继承了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到近代的英国的经验论传统。哲学经验论贯彻到伦理学中，首先表现为强烈的情感体验是道德的标准，功利主义继承经验论的这一传统，进而明确将作为道德标准的体验归结为快乐和痛苦”。边沁认为，建立在同情原则基础之上的情感主义并不能正确地评判社会立法和道德标准，无法为社会提供一个可靠的、普遍的道德规范，反而容易导致个人至上的情感主义泛滥和道德相对主义的混乱。他继承了情感主义将“快乐和幸福”作为人生追求这一终极目的的思想，将功利理解为实现幸福的工具、社会立法的基础和伦理道德的标准，以此来更好地维护整个社会的福利。
在边沁所处的时代，立法者往往以上帝之名随意制定和解释法律。边沁原本是一个无神论者，然而，他为了更好地宣传他的功利主义原则，便借助上帝之名来说明功利主义原则的重要性“即便我们力图遵循上帝的言语，我们也应当接受功利主义原则的指引。如果上帝是善的，那么上帝的欲求就会是最益于人类的，由于上帝平等地爱着所有人，因此上帝会希望我们遵循功利主义原则，而不是让任何一个小群体的利益具有特权”。诚然，这种思想具有一定的妥协性，但立足于当时立法者都信仰宗教这一社会现状，边沁的“不让任何小的利益群体伤害多数弱势群体的利益”思想与“借助上帝之名”宣扬功利主义原则相比，前者的意义远大于后者的意义。反观这一做法本身，也恰恰体现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服务，使弱者的权利得以实现。同时，边沁认为“我们对什么能够给予人们快乐和痛苦的了解，远超过我们对上帝意志的了解。任何宣称自己在遵循上帝意志的立法者，实际上只是在遵循他个人的情感”。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边沁对那种借遵循上帝之名，维护少数人利益之实的做法，对立法者依托上帝的旨意，在很大程度上根据少数占绝对优势的统治者的利益制定法律、依照优势者的意志随心所欲地解释法律的做法，是持反对态度的。因此，立法者和法官们必须遵循功利主义的原则，尽可能地站在公正旁观者的立场上进行立法和司法，以维护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3 功利主义的重要性与缺陷
3.1功利主义的重要性
边沁认为功利主义原则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每个人都无法超越这一原则的范围：当一个人试图反驳功利主义原则时，实际上他在做的反驳这件事本身就是功利主义的体现。反对者之所以要对功利原则进行反驳，是因为他有一个为之辩护的原则和目的，而这一反驳和辩护的过程实则就是对功利主义原则的具体运用，即反对者是带着一定的目的去反驳功利主义原则的，而这一目的是个人的、无法普遍化的目的，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所遵循的功利原则是一种个人利己主义性质的功利原则，而不是边沁所说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原则。
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原则是站在占人口多数的弱势群体立场上立意的，这一立意角度深受其所处时代的影响。在他所生活的时代，政府的主张大部分都是为了维护少数强权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不是维护绝大多数弱势群体的利益，即被统治者的利益。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涉及的快乐、幸福或利益是这些“最大多数人”真正所需要的，而不是后人所理解的将个人利益同他们的偏好或选择联系起来的那种“快乐、幸福或利益”。人们可能会因个体发展的局限性而误解了其真正需要的快乐，因此，需要有公正的立法者秉承功利主义原则进行相应的立法和司法，以鼓励人们按照“最大多数人”真正需要的利益去行动，而不是按照少数人需要的利益去行动。
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的最初意图是从立法者的角度去定义的，而不是人们惯常理解的以具体道德情景和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作为一切行为准则的出发点去定义的。从这个角度理解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亦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理解方式。
3.2 功利主义的缺陷
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政治制度的建构和完善、伦理思想的发展和运用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在对其进行合理性解析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这一理论本身存在的缺陷或不足之处，这对于人们正确理解和运用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具有启示作用。
首先，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可能会使人陷入道德困境。道德规范是为了防止个人私欲过度膨胀而危及社会稳定所制定的原则和规范，而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在具体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往往容易陷入个人主义的窠臼，与当今我国社会所遵循的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一定的冲突。这种道德规范上的困境无法为道德行为主体提供有效的道德选择，使得道德困境无法摆脱但又不得不作出相应的道德选择，这种行为本身就存在着矛盾。
其次，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没有论证公正、分配与功利的关系，没有对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进行伦理意义上的证明。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试图通过为社会谋幸福以实现个人幸福的途径来解决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但是，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只是实现个人利益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二者并不完全等同。边沁没有对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证，这也为后人所诟病。
最后，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将道德建立在抽象的人性论的基础上，忽视了个人和社会存在的社会历史性和现实性，无法对幸福、利益、价值等进行明确的界定和精确的计算，无法使其真正运用到实践中。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虽然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忽视了人类美德的价值，以衡量功利大小作为道德行为选择的唯一标准，将美德作为实现功利的手段，将道德行为过于简单化和抽象化，这与当今我国强调美德的重要性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总之，我们要辩证地看待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发挥其对当今我国道德建设的积极作用，并且通过不断地增加个人幸福来达到社会整体安定和谐的目的，充分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地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同时，要不断地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实现法律和道德的有机统一，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为我国社会健康发展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 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 田杜国：《权利的真理性源泉》《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七期.
［4］ 赵建强 《边沁功利主义立法理论的探析》西北师范大学 2012年
［5］ 刘 茹 《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合理性——从立法者角度探析》 首都师范大学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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