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人何艳新：女书世界的遗珠
撰稿人：邹玉瑛 何欣
女书，也称“女字”，是一种流传在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镇及其近邻一带妇女中的特殊表音文字体系，也是人类唯一的性别文字，曾被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称为“深山里的野玫瑰”。这种文字十分神秘，史书、地方志中几乎找不到它的踪迹。直到20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宫哲兵教授在江永考察时偶然发现女书，才揭开了这朵“野玫瑰”的神秘面纱。
“女书”被世人发现时，已是“日薄西山”。最后一代会女书的妇女们（生于20世纪初）相继去世，仅存于世的几人也已至耄耋之年。2004年，最具号召力的女书传人阳焕宜离世。正当学界、女书爱好者都感到悲痛、惋惜之时，在女书文化浓厚的河渊村竟藏匿着一位女书自然传人待世人发现，她就是何艳新。她的后半生致力于女书文化的抢救与传承，为女书的“起死回生”做出了巨大贡献。
与女书相伴的童年
当五岁那年被外婆吟唱的动听女歌所吸引，何艳新便嚷着要跟外婆学女书。从小耳濡目染的她学习女书时显示出过人的天赋，到十三岁时，何艳新就已经能熟练读、唱、写、创作女书。
然而她跟随外婆学习女书的日子却在十三岁之后戛然而止。“解放了嘛，就不需要女书了”，谈及不再学习女书的原因，何艳新用一句话轻描淡写地带过。新中国解放后，妇女得以从封建制度的“牢笼”里解放出来，她们开始走进学堂求学念书，何艳新也成为了其中一员。
自此四十多年，女书几乎消失在了何艳新的世界里。
记忆深处拾女书
在这四十多年间，每当有人问起，何艳新都坚决否认自己会女书。一方面，她已经有四十多年没有学习过女书，很多字早已记不清楚。另一方面，她也不愿意去回忆女书以及女书承载的她的过去。
江永的女性之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读女书，诉可怜”。女书是过去受压迫的妇女们进行情感交流的文字，在女书文字的背后，隐匿着一个个旧社会女性不公的命运。台湾女书研究者刘斐玟曾道：“如果草木能够读女书的话，它们读了这些女书作品，一定会掉泪，如果鬼神也能够读的话，他们一定会为之动容。”
对于何艳新来说，每当回忆起女书，过去那些苦闷的日子就会浮现在她的眼前，眼中的泪水怎么也止不住。可即便如此，何艳新还是做了一个在外界看来很不可思议的决定：在历经了四十多年的空白期后，她决定重新出发，一点点地拾起女书。
1992年，江永本土女书学者周硕沂先生找到何艳新，请她“出山”帮忙把汉字翻译成女书，同他一起抢救濒临灭绝的女书。在周硕沂的劝说之下，何艳新与他一起投入到了女书的抢救工作中。那时还没有政府的扶持与资金的收益，两位老人仅凭着自己对女书的热爱与不忍看到女书文化失落的决心，孜孜不倦地做着女书翻译工作。
1994年，日本研究女书的学者远藤织枝教授在走遍了江永44个自然村后，终于寻到了何艳新。她像发现了宝藏一般，希望能够与何艳新一起系统研究女书。她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的女书生涯中最大的收获就是与何艳新的相识，她也因为得到了我的鼓励重新写起了女书，并继九十年代最后一位自然传人阳焕宜之后，将濒临消亡的女书传承下去，这也是我对传承女书文化的贡献与自豪。”在远藤的鼓舞下，54岁的何艳新开始将四十多年前学习的女书一点一点地捡起来，远藤每每去到江永，总能见证她惊人的进步。女书成为她们二人的纽带，将她们紧紧织在了一起，她俩一直到现在都是好姊妹，同为81岁高龄的远藤织枝每年都要从日本飞来江永看望何艳新老人。“我办过三次去日本的签证，机票都买好了，因为身体不好，三次都没去成。”向我们说起这件事时，何艳新满脸的遗憾。
从几乎全部遗忘到一字一字回忆女书，何艳新直言这个过程太痛苦了。“我回忆的女书不是女书，都是泪水啊。”每当重拾一个女书字，何艳新的眼泪便止不住地往下掉，她有时会联想到童年时与外婆相处的旧事，但更多的是回忆起当初自己遭受的苦难。
孤凄悲凉的童年，貌合神离的婚姻，破釜沉舟、甚至是孤注一掷的研学……一路走来，女书是这个苦命女人最大的慰藉。因女书识文化、因女书觅知音、因女书游世界，女书之于她，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别人无法触及的被坚韧完全包裹住的柔软。
女书与清华园
2003年，在清华大学赵丽明教授的邀请之下，何艳新北上至清华大学教授女书课程并且与赵教授一起编撰书籍。而这次远行，也成为了何艳新一辈子难以忘却的经历。
何艳新刚到北京不久，非典就爆发了，为了安全起见，她的人身自由受到了严格限制。“哪里都不让去，像犯人一样”，何艳新回忆到。事实上，当时非典横肆，整个北京市都封锁了，何艳新身在北京，却无时无刻不牵挂着远在湖南江永的家人。可她并没有把这种忧虑挂在脸上，仍然每天与学生们待在一起。据当时在清华中文系读研的谢玄回忆：“何艳新老师很想家，但是陪我们做女书研究课题的时候，她还能鼓励我们、安慰我们。”在学生们的眼中，何艳新一直是满面笑容、精神矍铄的，她也从不吝于与学生分享自己的故事：幼年父亲去世，丈夫早逝，独自拉扯5个孩子成人的艰辛……她总能乐观地说起这些发生在她身上的苦难，学生们除了感叹她生活的不易外，更多的是敬佩眼前这位老人的坚强。
何艳新当时住在清华的宿舍，每月得另交300元房钱。考虑到何艳新的实际情况，赵丽明教授负担起了她的全部吃住花销。可在2003年，赵丽明教授每月工资微薄，再加上女书不算少数民族文字（主要由汉族妇女使用），申请课题没有地方受理，因此没有课题经费。何艳新也明白赵丽明教授的难处，即使她拿到的工资很少，也从未抱怨过一句，依然认真地做着手头的事。那时候，她白天晚上基本都要轮班，守在教室里与学生们共同学习。学生们也十分喜欢她，一下课就陪伴在她左右，奶奶长奶奶短的叫着。即便如此，她还是十分想念家乡的亲人，当无人倾诉时，何艳新常常会到清华的校园里走一走。荷塘月色亭是她最喜欢去的地方，她得空时会在池塘旁望着满园春色发呆。
时值五四青年节，温家宝总理来校看望清华大学学生，当时仍处于非典的封锁期。瘦小的何艳新老人引起了总理的注意，“你不怕非典吗？”温家宝总理问道。“学生都不怕，我一个老人家怕什么哦。”何艳新回答道。“你这么坚决？”何艳新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因为有何艳新现场咨询和帮忙翻译，女书文献整理才拥有了基本保证，《中国女书合集》的整理要感谢她”，赵丽明教授感激道。在清华的三个月，因为赶上了非典，对于何艳新来说过得十分艰难。六月份，非典解禁了，《中国女书合集》的翻译工作也告一段落，赵丽明教授为何艳新买好了回江永的票，并派学生谢玄护送她回家。
后来谢玄回忆道，他当时护送何艳新回到河渊村后，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向何艳新以及她的儿子何山峰了解江永土话，并且以此为主题写成了硕士毕业论文《江永河渊土话音韵研究》。“何艳新老师对我帮助真的很大。”十六年过后，早也为人师的谢玄也丝毫没有减少对何艳新的感激之情。
回生修书
导演郭昱沂曾拍过一部名为《女书回生》的纪录片，片名取自何艳新所写的女书《回生修书》。在女书字典里“回生”意即“复活”，在女书即将走入坟墓之时，是何艳新将其拯救出来。可以说，没有她就没有女书的今天。
“在那个据说已经死亡的文字里，活出了一位仍用女书创作的女子：何艳新”，这是郭昱沂拍完《女书回生》后对何艳新的评价。她曾经一度想要放弃拍摄女书的想法，是何艳新重新点燃了她的兴趣。
在“回生修书”的过程中，何艳新牺牲了很多。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子，她不问金钱、不问名利，仅凭着对女书的热爱与割舍不断的情意，便一头栽进女书，将自己多年前的所学一点一点拾起，她付出的努力可想而知。为了拯救女书，她担负起女书翻译工作的重任；为了传播女书，她四处奔波，到世界各地去交流和访学。正是在何艳新的帮助之下，一些研究女书的学者才得以取得较快的进展。
作为最后一位女书自然传承人，何艳新认为拯救女书自己责无旁贷。即使那时她已经五十出头，何艳新也甘愿尽全力回忆起女书，力求还原女书的原貌，将女书呈现在世人面前。
“女书”二字对于何艳新而言，它承载的分量太重，重到要用一生去珍惜。
太阳即将入殓
时间又过去了三十多年，何艳新也年逾八十，她渐渐地归隐于世间，只愿留在河渊村安享晚年。
河渊村地处偏僻，群山环绕，只留一条狭窄的巷道与外面的世界相连。近几年来，经常有人慕名前来拜访她，这些人只有一个共同目的——女书。他们不远千里从美国、以色列、日本及中国各地汇聚到这个位于湖南西南边界的小山村。
江永县政府多次请她教授女书课程，参与女书宣传活动，她都不太愿意配合。“不是我对女书失言，是我已经死心了。”曾经下定决心要将女书发扬光大的何艳新，如今却表现出过于消极的态度，为女书付出了毕生心血，她却仅仅被评为县级传承人，是江永县七位传承人中级别最低的。“何艳新是解放前跟外婆学习的女书，按道理（国家级女书传人）应该是她，我也为她争取过。”赵丽明教授向我们说道。何艳新对目前的待遇颇感寒心，每月200元的补助，使这位农村的老妇人再无多余的金钱和精力来传承女书，直至现在她依旧会通过劳作来养活自己。
“有用吗？什么都没有用了”，这是何艳新对来访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对于源源不断的拜访者，何艳新都采取拒绝的态度。她表示自己已经是“太阳即将入殓”，不愿意再“出山”，只想像一个普通的农村人那样生活。但她表示，自己还是会将女书传授给孙女何莲梅，不能让女书世家的传统在她这一代湮没。
一边是何艳新用生命珍重的女书，一边是抵不过的残酷现实，何艳新无法割舍女书，只得倔强地拒绝外界的打扰。“除非东方红日照我，我才愿意继续兑现对女书的承诺。”
（图为何艳新接受采访）
蒲扇轻摇，夏日之风悠悠吹着，耳畔的一字一句全飘入心底。我们坐在巷口的门槛边，就这样静静地陪何艳新老人回忆旧时光，听她细细述说与女书相伴大半生的故事。夕阳西下，村口的公鸡不合时宜地打着鸣，小孩手中拿着冰棍嬉笑着跑过，久坐的老人缓缓起身走入巷子深处……
我们知道，这不是故事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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